《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我的母校，就是严格遵照上述这一宗旨“教书育人”的。
位于汉口球场街64号的武汉市第六中学，是一座校园开阔、校舍典雅、花园式的百年的老学堂。校园内古树参天绿茵怀抱，三栋德国式的红色建筑，一样的红色清水外墙，其风格大径相同，三栋摆成品字形，坐落在绿树成荫校园的前方。
走进学校大门，道路两边花圃的花卉，四季飘香。行走在万花丛中，心旷神怡，那种滋味才叫爽！面对主教学楼的左边，有气派宽敞的大礼堂，里面舞台7、灯光、幕布、背景、侧幕一应俱全。平常摆放九张乒乓桌，供同学们娱乐之用。
绕过大礼堂就进入小操场，一栋四层楼（后来修建的），每层有五个教室。当年是初中部，和高一同学在此学习。有段时间，初中部课间操就在小操场上做，不用舍近求远去大操场。
主教学楼后面有个很大的操场，高大的法国梧桐四周环绕，整个操场气派大方。操场中间是一个标准的足球场，足球场和教学主楼间，有一个一米多高的小山岗，，这是学校的防空洞入口之一，小山岗两侧各有入口一个，形成南北走向。小山岗上种植有绿色植被和树木，是运动场旁的又一块绿洲、阴凉。学校组织大型活动，常将主席台设置在小山岗上。防空洞的面积很大，连着主教学楼和右边的宿舍地下室，主教学楼和宿舍楼均有宽敞楼梯，可以四人一排，从容排队拾级而下进入地下室。地下室和防空洞一部分，形成一个很大的防空网。据说这地下设施四通八达，一直通到解放公园旁和花桥那边，据说还有其它的出口。
当年我们几个同学拿着电棒，火把钻到里去探路、找出口，朝着一个方向，硬走了几个小时没到头，差点出不来了。还是老师派人下地下室找出来的。从此以后校方派人将入口门锁上，还将通往校外的路口，隘道统统用砖头堵上。
操场足球场外，还有一片很大的空地。仅足球场两边当头就设有四个篮球场，两种球类，五个运动场，能互不干扰同时开展正规的比赛。
大操场由足球场、篮球场、八百米环形跑道、百米跑道、投掷区、沙坑，和一大片空闲林荫场组成。你想知道操场到底有多大，告诉你一件事。当年（六六届）高三（3）班的白乐翔，他曾荣获湖北省中学生运动会，手榴弹投掷冠军。那天他站在足球场中部的投掷区上，一甩臂，将手榴弹投出了78米的好成绩，那投弹范围，仅是投掷区一半的小部分。也就是说，还有很长一段安全距离。可想而知，当年的操场该有多大。
“我是六中，上智中学毕业的”，“我的伢在六中读书”那种得意的自豪样子，如同毕业和考上哈弗、牛津大学一样，牛气的很。这就是，上智中学、武汉六中在武汉人心中的分量（概念）。
每当我走进这座花园式的学校，会由衷感到亲切，这不光是我的母校，而且与我家族几代人有缘。特别是孙子辈的第三代，几乎全是六中毕业的（除了国外出生的二个外）。
要说我家与六中缘由，那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说起。记得五六年仲夏时节，初中毕业的大哥（昌德），一天接到邮政投递员送来的入学通知书，拆开后高兴地宣布道：“我考取六中了……”。家父看后很满意道：“不错，上智中学，好学校。”
三年后家母从“华师”进修毕业，原本留校，因家中我们太小，教育局照顾，分配到家附近的第六中学，一直工作七五年退休。三姐、我和堂兄又陆续进校读书。约干年后，三姐顶职在六中任教，孙子辈又尾随而至，如众星捧月一样。
谈起武汉六中的校史，那就得从上世纪初说起。光绪29年（1903年）由德国传教士买下了汉口西郊后湖地区(即今之校址所在地带)一片土地，获清政府同意后开始建学校。当时这一代由张公堤挡水后赚出来的湖区地，属于荒僻低洼之地，不太适合打地基，于是就从邻近一带取土填积成为校舍的地基，并从德国运来红松木等建筑材料，施工建校。经过五年时间的修建，直到1908年学校初具雏形，完成三栋主楼房的主体建设：中间的教学楼，左边的学生宿舍，右边的健身房（大礼堂和食堂）。
1908年学校建成,取名为德华学堂，以“修德尚志”为教学宗旨。第一学期招生，共招生40名，6名教职员工均为德国人。校长是德国东方学会会长，中文名字叫苏乃柏。到1916年改由德国人柏鲁达任校长。原计划办成工商性质的学校，并为上海同济大学作预校(另一说，“德华学堂旨在教授德语”)。
1914年4月《东方杂志》所载文字与当时曾就读于德华学堂的校友刘向山的回忆相吻合。《东方杂志》引述德国人的话说：“彼莘莘学子一入德国人在华所设立学校，即耳濡目染德国所产之物品，及成长之后，其欲摹仿援引而购买者，德国之法之俗之人之物”，且“苟有缓急相需之处，必舍他国而求助于德人”，于是便可获得“商品、财政、威望三者直接、间接之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宣告战败而结束。汉口的德租界即被我收回，同时租界外的德华学堂也被接管而改名为湖北省立汉口中学。“此为江岸地区第一所中国人办的公立普通中学”。(《江岸教育志办》)
1923年调整校名，学校复更名为湖北省立第三中学。学校规模稍有扩大，共有6个班近200人。当时的中国虽为民国，实为军阀掌政，他们连国计民生尚且不顾，那里还管什么教育，致教育经费奇缺。此时受命掌校的张濂先生，多方筹集经费，礼聘教师，并亲自教授几何，学校始得以继续开办下去，因而深得学生拥戴。据1924年高中毕业的许子威校友回忆说，张濂先生系前清举人，后留学德国并获博士学位，在国外即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校长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发展进步势力，召开党的秘密会议，传阅如《火炬》《萌芽》等进步读物。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1927年春湖北省立第三中学与其他七所学校合并改组成综合制中学——湖北省立第二中学校。
1931年，，从“庚子赔款”内拨款在汉口创办一所男子中学。获准后，遂于1933年3月，以“地基时价银三万八千两”和“全部房产时价银一万七千两共计银五万五千两整”，从德国东方学会买得“德华学堂”的全部产权，并通过他的教系(方济各派)的全国总主教济南舒神父，从济南请美国人普德、苗修士、席修士、傅修士来汉投资。签订合约后即修缮房舍，添置设备，历两年始成，遂于1935年初拟定校名，组成校董会并制定《私立汉口上智中学校校董会章程》，聘定校长，办理立案事宜，“私立汉口上智初级中学”即于6月宣告成立，并于同年8月22日招收第一届初中学生。
1938年8月奉准成立高中部，校名定为“私立汉口上智中学”。
私立汉口上智中学经历了18年的风雨历程，1952年12月，由原上智校董会具文呈报市教育局请求接办。同月，校教工会、民主同盟小组、学生会、青年团总支委员会等90人签名，上书市教育局“要求市政府接管上智中学”，经市人民政府批复，由市教育局于1953年3月接管并定名为“武汉市第六中学”，上智中学结束了历史使命，获得新生。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六战区司令部，孙蔚如将军行辕就设在六中校园内，第二天孙将军带着随从，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中山公园张公祠（“受降堂”），在此接日本政府递交的投降书，接受日本国投降。
提起学校原有的三栋德式建筑，72岁的六中老校长李汉棣很是惋惜地说道，“另外两栋建筑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危房被拆掉了，要是当时能有资金维修一下，保留下来多好啊！”
武汉六中铜管乐队在武汉三镇很有名，每次出队，队员们用擦铜油，将乐器擦得锃亮。这些乐器是一位当年初三年级的贺锡德同学，和一位姓董的同学，，，他俩发现这批铜管乐器，不光质量好，而且还是名牌。在贺、董同学建议下，校方购回所拍卖的60件铜管乐器。从善如流的校方，不久聘请贺锡德同学担任乐队队长。贺锡德并非音乐家，由此走上音乐之旅，最终成为国内有名的音乐编辑。
解放后由殷嘉裕老师负责管理训练乐队，他每天天不亮，就组织队员集体“打音”，练习“三连音”、“练舌头”（单吐，双吐、三吐）、“音阶练习”等。号声响彻校园，如鸡司晨一样，从没耽误。
所谓“打音”就是一口气吹长音，要求音量持续、平稳，时间长，将腹中气缓缓吐出，直至吹完。通过“打音”提高嘴劲，增加肺扩量。有了嘴劲，就能吹出优美的音色，和广阔的音域来，“打音”是提高吹奏技巧的关键。上述的“打音“、”练舌吐”、“三连音”、“音阶练习”是每天必修的课程。合奏和分谱练习，一般在下午放学后或晚自习前。
乐队所演奏的乐曲，是殷老师一个音符，一个音符亲自动手写出来的。殷老师的“配器”风格明朗别具一格，分部和旋优美，层次清楚节奏感强。要知道，人们喜爱的每个乐曲（总谱）均不是生搬硬套照本宣科，都是殷老师用心写出来的。所写出的总谱包括分谱，除主旋律外，所有副旋声部，殷老师均严格按照要求，按照大三和旋、小三和旋，减七和旋、缩七和旋的规律，与主旋律融为一体，相互兼容，合起来才优美动听。我们将有分谱的总谱称作“配器”。按照他所写出的“配器”（总谱）进行演奏，其效果非同凡响。可惜，当年条件有限，没留下乐队的照片，仅找到较早的乐队照片合影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