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10 14:56:27
泾川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五六千年前，先民就在此农耕，养殖，制陶。夏代，周祖不窋失官率部族赴此，驻城拓荒，安邦定居，周祖与农耕文化由此发祥。泾川的丧葬礼俗则是从周礼传袭、继承而来，贯穿于这一礼俗仪式中的泾川乐则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直接服务于礼俗活动，在一定场合也成为礼俗仪式本身，于是，它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功能则成为其主要存在意义。然而，在以往的对于泾川乐的认识与审视过程中，人们往往将其从民俗事象中剥离出来，只关心其音乐本体，忽视了其非艺术类音乐自身的特性，这就使得人们对此乐种缺乏一个整体认识。
笔者通过对三个不同层次的乐队进行跟班调查，在田野调查报告和音乐本体分析的基础上，以人类学的视野和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泾川丧俗仪式中的乐手的生存背景和乐的社会及文化功能进行解释。
一、乐手的生存方式
1．班子的组成形式
与传统民间音乐中的班社组织的血缘性、地缘性不同，泾川乐班的组织形式是极其灵活的，当地叫“攒（cuan）班子”，即没有固定的“事头”，吹手来自不同村落或乡镇，每一次丧俗仪式的事头是由承揽这次仪式的人承担，负责牵头，根据雇主的需求招集吹手，联络与雇主之间的事宜。其选择吹手的标准一般根据乐队组建需要挑选一些和自己合得来、演奏时较为卖力或者演奏技艺高超的同行。这种组织形式的非血缘性和非地缘性使得吹手们的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县或全区。班子组织的流动性和服务地点的流动性则决定了其很强的适应能力，它必须不断地顺应雇主的需求，提高表演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在当地，吹手班子被称为“五毒班子”，其实质是由于吹手们的文化水平低下，他们的性格、生活习惯和价值观的不同，要在长时间内处于同一环境就会导致矛盾冲突，而这种流动性也为吹手们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提供了先决条件，他们大都会抱着和气生财和互相宽容的态度，来度过一起合作的短短几天。
2．经济运作
在笔者所调查的三个层次的乐队中，根据每次的事价和地点的不同，他们获得的报酬是不一样的。事头的收入一般包括三部分：定金（10~20元）、私自提留（100~300元）、个人应得（60~90元），其他成员只能拿到和事头应得部分相同的报酬。另外，音响设备还可以得到每天30元的分红。
对于这种报酬的分配方式，吹手们尽管有诸多不满，但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会私下里责备事头克扣太多，可绝不会当着事头的面去说，因为他们的报酬是事先讲好的，如果能够接受，才会参与此次活动。以后他们在自己所承揽的事上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提留。乐队的事价对于局外人来说是保密的，吹手们不会当着局外人或雇主的面来讨论他们每个事上的收入。他们有自己的行话暗语来进行价格商谈和分成，这一方面，是为了免得让雇主知道其它事价，使他们在雇主面前尴尬，另一方面，也为了在雇主面前体现出他们是一个比较有资历的班子。其行话暗语主要是涉及到关于钱的数词与名词。
吹手们天经地义地赚取佣金，这也是他们从业的目的，但这会与乡土社会中，以血缘亲族为主要人际关系的农村村落里，将亲戚邻里之间的金钱交易看做是有伤感情的事是相互矛盾的，他们不能直接伸手向自己的亲戚朋友要钱，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分文不少地从亲戚的手中去拿钱，这时，泾川乐队组织形式的非血缘性和非地缘性，就帮他们解决了这一难题，可以由其他成员去拿回应该属于自己的报酬。
根据当地的习俗，这种活动多集中在农历腊月和正月，在这两个月中，吹手们每天都会有事顾，由于组织不同的班子，收入也在40~100元/天不等，但大多都在70元/天以上，因此，在这两个月里，他们的收入约在 3000~4000元左右。吹手们的从业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赚钱，民间对于乐队的需求，只能通过雇请途径。因此，由于泾川民间礼仪存在的经常性和对音乐的必需性，因此吹手的延续和发展就具有了持续性，而且他们也舍得去投资购买乐器和设备，泾川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3．生存意识
一种文化是不能脱离它文化而独立存在的。因此，文化间的接触、交流、相互影响以及文化自身的传播、变异是不可避免的。面对强势的主流文化艺术，民间传统的文化艺术并没有完全的去排斥。它们没有因为要保存自身的传统把自己封闭起来，使自己停滞不前，而是利用自身的自我调适功能，使传统与主流文化在一个系统里相互适应、相互影响，但又独立存在。同样，主流文化的强势也没有压倒将对传统艺术，它没有试图将传统文化同化在自己的文化权力下，去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而是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让自身生存下来，这种适应的结果就使得双方都可能发生一定的文化变异，但又保持了自身的个性。泾川乐中的这种洋土结合，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正是文化适应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面对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雇主和听众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原来的两杆唢呐一面锣的演奏场面，为了给逝者以慰籍，给生者以荣耀，他们对乐队的要求似乎已经达到一种“专业”的水准，传统的和现代的，西洋的和本土的必须样样俱全，少一样也许就会成为他们对乐队讨价还价和品头论足的一种筹码，他们会要求乐队增加诸多的新元素，诸如电子琴、西洋铜管乐器、流行歌曲等等。
其次，吹手本身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为了谋求自身发展，适应市场需要，应对同行们的激烈竞争，他们会主动的去调适主流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冲突。这种调适起初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对于老艺人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但面对强大的市场需求和生存的压力，他们感到了自己的落伍，他们也意识到必须“与时俱进”的道理。在宁县春荣乡采访艺人栗小宁时，他就为自己的处境曾经多次向我讨教过主意，他自己只能吹唢呐，小号也是刚学的，所以在艺人中属于“一只手”，每次顾事都是去请坟，在其它场合就没有他的身影，分钱的时候只能领到别人的一半，他觉得自己很吃亏，最后我建议他买一套音响设备，这样他就可以和其他一人一样拿满份，音箱还可以领半份。他也很乐意这么做，说自己存的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拿出来赚钱。
二、乐的功能
仪式音乐是服务于仪式本身的，所以他赖以于仪式而存在，但仪式音乐也是仪式的表现和传达手段，泾川音乐是不能脱离仪式而单独存在的，没有仪式，音乐就被视为不祥之乐，轻易不允许在家里演奏，吹手们是更忌讳在自家演奏唢呐。所以对于泾川乐，不能象关注艺术类音乐一样强调它的审美功能，它的主要特性在于他的功能意义和它的实用性。而这种实用性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聚众功能
泾川的民间风俗仪式中，法律制度体系的约束力远远弱于伦理道德思想的准则，婚礼的社会保障就是周围群体的社会见证和舆论监督，见证的人越多，声势越大，对双方婚姻的约束力就越强，如何向外界宣布仪式的发生，乐的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唢呐的响起会将全村的人集合于迎亲队伍的周围，这就等于向社会宣告婚礼的存在。在丧礼中，即使主家与邻居的关系不是很好，只要听见有报丧的唢呐声响起，他们也会自发自愿地聚集起来，帮主家料理死者的后事多年的恩怨有可能就由此而解，音乐在此时就无形地帮助他们实现了谁都不愿意说出的愿望。
2．造势功能
在泾川，丧礼是为死人举办的，但是丧礼的阵势以及好坏是给举办者撑面子长精神的，他们需要制造盛大的规模和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在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下，他们选择了既经济又实惠的乐班，通过强大的声音效果来渲染气氛，改变冷清的场面。这可能也是西洋铜管乐器进入泾川乐队的原因之一。在婚礼中，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婚礼变得冷冷清清，乐的演奏就会将整个婚礼变得喜气洋洋，这或许也是他们表达力量或势力的最有效的方式。
3．仪式主持功能
在泾川的丧俗仪式中，音乐的仪式主持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在忙碌吵杂的事务中，人的声音尤其显得单薄无力，每一个仪式的开始或结束都要靠音乐的暗示来向人们宣告，音乐响起，人们会自然地进入仪式状态，音乐结束，也同时宣告此项仪式结束。例如在向死者献祭礼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献礼时间长短是由乐队的演奏的曲目和内容来决定。和死者关系近的诸如子女，他们就会演奏一些悲凉的、哀思的乐曲，时间较长。若献礼者和死者生前关系融洽，经常开玩笑戏耍的，乐队演奏的曲子多数则欢快短小。
4．抚慰功能
“人的情绪在音乐的引导下得以宣泄，从而得以平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是经音乐引导的情绪运动的理想归宿。”在泾川的丧礼中，孝子虽然经受着失去父母的巨大痛苦，但是他们不能即时宣泄自己的感情，只有在献礼的过程中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对父母的哀思，以其得到心理上的安慰，使得自己悲痛的情绪得以平息，这时音乐也就起到了抚慰心灵的作用。同样在婚礼中，女儿要出嫁走的那一刹那，母女间朝夕相处的感情也在顷刻间迸发出来，但是她们又不得不接受事实，此时的唢呐音乐也成了她们借以宣泄情绪、抚慰心灵伤痛的最好的工具。
5．娱乐功能
音乐的娱乐功能是毋庸置疑的，泾川乐虽然是为仪式服务的，其社会功能是第一位的，但它的娱乐功能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在丧俗仪式中，它是为神娱乐和为人娱乐相结合的。在生者为死者献礼的过程中，名为死者献礼，但在选择演奏内容上，则是以献礼者的爱好为基础，献礼者提出要求让吹手们去演奏，当然有些献礼者也会选择一些死者生前喜欢的一些内容。
泾川乐班的组成是一个十分自由、灵活的个体。正是由于这种灵活性和自由性，注定了泾川的的发展现状，也注定了它的发展的不稳定性和容易容纳它文化的特殊性，作为局外人，文化研究者往往想对原生态的音乐现象进行保护，但是作为局内人，乐手们为了社会的需要和自身的发展，他们越来越觉得主流文化对他们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他们会因为拥有电子琴之类的“洋”乐器而在同行中炫耀自己，会因为身边有一个专业研究人员跟随他们作调查而大肆宣传。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发展到底能够保持多少自己的原貌无从可知，他们到底将走向何方估计连他们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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