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州大秧歌

朔州地处边塞，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碰撞交汇之地，勤劳智慧而又富于想象力的劳动人民，将劳作和习武的动作相融合，于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戏曲大秧歌便应运而生。

朔州大秧歌成于明嘉靖年间，到清代已广为流传。乾隆时期，我国各地戏曲蓬勃发展，借此东风，朔州大秧歌也空前繁荣，并日臻完善，突破了耍耍戏的小格局，推出了整本大戏和连台剧目，代表作有《李达闹店》《三复生》《老少换妻》等。

朔州大秧歌的形成

朔州大秧歌是在踢鼓秧歌和小秧歌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朔州自古崇尚武术，专门教习武艺的“武场”遍布城乡各地，为了增加练习的趣味性，武者腰佩花鼓，一边做动作，一边击拍有声，在鼓点的带动下，动作也发生了变化，于是，单纯生硬的武术动作中融入了优美柔和的舞蹈动作，这就是最初的踢鼓秧歌。

小秧歌故事情节简单，是两三个人表演的以民歌演唱为主的歌舞小戏。后来排演小秧歌的“文坊”与排演踢鼓秧歌的“武坊”合二为一，组成了“秧歌坊”。此时的秧歌表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表演形式，但仅限于“过街”“进院”。过街即是在大街上表演，过街秧歌队伍相对庞大，队形变化花样多，锣鼓大镲，浓妆重彩，老百姓喜闻乐见。进院秧歌，就是秧歌队进入居民院子里表演，仅为小众服务，当然，能请得起秧歌队进院表演的绝非一般人家，秧歌队感恩主家的盛情，唱词多是应时应景的祝颂之词或即兴创作，以表达对主家的赞美和祝福。这种表演形式因为接地气，被形象地称作“土摊秧歌”。 

在不断的实践中，土摊秧歌在简单的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批固定剧目，如《割红缎》《打酸枣》《拉老汉》等。音乐上也形成了固定的曲子，动作也开始向程式化迈进。

土摊秧歌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逐渐成为老百姓休闲、娱乐时的艺术享受。同时，老百姓的喜好又助推着民间艺术的繁荣。一时间，看秧歌、唱秧歌成为时尚，民间涌现出不少秧歌艺人和秧歌班子，有名望的艺人和班社强强联合，各显其长，艺术水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土摊秧歌抖了土气，不再“跑街”“进院”，而是走向舞台，登上了大雅之堂。至此，由踢鼓秧歌和小秧歌发展而来的这种艺术形式业已成熟，演员队伍、装备行头、行当、剧目等都较早期的摊子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为了有所区别，人们将这一剧种称之为大秧歌。一个“大”字，包含了几代艺人的愿望，一个“大”字也浓缩一个地方剧种几百年的发展历程。

朔州大秧歌的发展

大秧歌这一剧种在朔州大地上欣欣向荣，参照其他剧种的优秀剧目，加上自身的融合提炼，大秧歌的剧目也不断增多，与此同时，大秧歌的行当也不断增多，在“三小门”小生、小旦、小丑的基础上，发展了须生、花脸、青衣“三大门”；在音乐上，从曲子体发展形成兼有板腔和曲子的声腔系统；表演动作更加规范化，程式化。

在文化生活单调的旧社会，看大秧歌是老百姓最高级别的享受，正二月庆新春唱，六七月祈雨唱，年节庙会也要唱，那种熟悉的腔调和亲切旋律，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增添了很多的情趣。戏曲中传递出的真善美也陶冶着看戏人的情操，滋养着淳厚善良的民风。

解放后，朔州大秧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演员，50年代艺名兰花红的须生演员周元，以其高亢洪亮的唱腔而名扬朔州大地；60年代字正腔圆的青衣白俊英；七八十年代的后起之秀侯启、金翠花等都是当地及相邻县份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演员。与此同时，大秧歌在行当上新增了武生、刀马旦、武二花脸、武丑，唱腔上创立了新腔“黄牛调”、“改良二性”；乐器方面也引进了琵琶、大提琴及铜管乐器等。

80年代后期，流行音乐风靡海内外，传统戏曲艺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大秧歌也在流行歌曲这一新生事物强劲的排挤下跌入低谷。

新世纪的大秧歌

进入新世纪，朔州大秧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06年5月20日，，该剧种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批老艺人们怀着对大秧歌的特殊感情，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重新组合，以崭新的面貌走进市场，并委托大同艺校培养了一批爱好戏曲且有潜力的学员，充实到剧团中。经过几年来的发展，朔州大秧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特别是的以来，，繁荣文化艺术的号召，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朔州大秧歌剧团在传统剧目基础上，排演了许多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现代戏，较有影响的有《山里的女人》《纪县长》等，这些新编戏曲在地方戏展演中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

在一代一代大秧歌人的不懈努力下，朔州大秧歌这一古老的剧种在传播文明、传承文化的同时，也正在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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